形塑一種行星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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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煜（Yuk Hui）

1966年8月23日，這個世界首次見到月球附近的太空船所拍攝的地球照片。這張照片由月球軌道器1號傳送到地球，並由西班牙馬德里附近的羅布萊多·德·查維拉鎮的NASA追蹤站接收。此圖是在太空船的第16次軌道航行拍攝的。 圖片：NASA。

一、行星境況

如果「技術行星化」（technological planetarization，依照當年海德格所言），或較晚近的「行星計算機化」（planetary computerization）帶來的歷史轉折（依照這個時代許多有識之士所言）讓哲學無以為繼，那麼，我們接下來的任務便是反思其本質與未來，或以海德格自己的話來說是「另一個開始」（anderer Anfang）。 在海德格亟欲追尋的這個另一個開始中，人的「此在」（Dasein）與「存有」（Being）產生了新的關係，並與技術保持自由的關係。海德格回歸希臘時代以重新定位思想，此舉乍看之下似乎稍嫌保守：這一步後退是否足以面對他自己所描述的行星境況？恐怕未必。對於在1930年代進行書寫的海德格而言，這種「行星化」意味著行星性的意識不清（Besinnungslosigkeit），這個現象不僅限於歐洲，也擴及美國和日本等地， 且在今日更加明顯。就算歐洲哲學自己整個砍掉重練，顛覆性技術將繼續在全球快速發展。任何想回歸存有的提議可能只會令人感到難堪，甚至荒謬。 這不是因為歐洲太晚行動，而是因為它太早出現，且已經無法掌控其所開啟的行星情勢。此一情勢令人想起海德格所說，哲學終結的另一個意義在於：「世界文明的開始是奠基在西歐思想上的」。

否定行星化並無法恢復沉思（Besinnung），我們需要的，是透過思惟來克服這種境況，這是生死攸關的事。我們或許可以將這種已經開始成形但尚未定型的思惟稱作「行星思惟」（planetary thinking）。 為了詳細闡述行星思惟的可能樣貌，及其與技術行星化之間的關係，我們必須進一步了解行星化的本質。

行星化首先是物質與能量的全面動員，為地表與地底各種形式的能量（包括石油、水力、電力、精神，以及性…等等）開創了不同的通道。在很大程度上，「行星化」（planetarization）可以與「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詞交替使用，或是換成拉圖（Bruno Latour）的說法：一個並非開啟而是封閉多樣觀點的「減法全球化」（globalization-minus）。 打著模糊邊界的旗幟，全球化儼然成為通往別處與他人的開口，促進了資本與物料流動。然而，其背後原因多半出自經濟考量。市場的征服必定伴隨著土地的征服：歷史告訴我們，貿易與殖民是密不可分的。當陸地、海洋與天空都被劃定界線並挪為己用，這代表了現代民族國家是唯一的後殖民現實，殖民化得以繼續的唯一途徑，便只剩市場的征服，而現代外交更為此過程推波助瀾，訴諸軍事入侵之外的其他手段，例如所謂的「軟實力」或「文化」。

征服市場意味著更快速、更順暢地動員物質產品與資本，因此必然會造成貿易的逆差和順差。冷戰結束後，全球化大大加速了這樣的動員，對此，今日的文明再也無法承受。試想，一個國家的人口在短短40年內增加將近一半，從不到10億變成14億。必須剝削多少的土地、海洋與人力，才能因應這樣的人口和消費成長？同樣的40年裡，在地球另一端的亞馬遜森林，砍伐面積增加了16％，並在巴西總統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的統治下，急升至每秒三座足球場的大小。到底有多少物種已經永遠的銷聲匿跡？全球化意味著資源正隨人類全力加速的動員而耗竭。為了維持這樣的地緣政治秩序，有些利益關係者不斷否認生態危機的存在，無論我們喜歡與否，「行星化」可能都是今日哲學推究深思的關鍵境況；而如此的推究與深思，既非出自對現代技術的妖魔化，也不源於對技術宰制的稱頌，而是一種能從根本上開啟技術可能性的期盼——這在今日，已有越來越多的科幻小說加以著墨了。

二、認知錯誤的辯證

技術的急遽加速，讓全面動員成為可能，而且迫使人類與非人類一起適應愈演愈烈的技術發展。餐點外送產業與線上平台即是一個清楚的例子，讓我們看到人類的血肉之軀如何被用來彌補演算法在運作上的不足。這些人車一體的游牧騎士，接受人類與應用程式共同下達的指令驅使。所有的一切是由一種經飢餓和慾望支配而成的「心靈地理」（psychogeography）所驅動。他們冒著發生交通事故的致命風險，以避免數據帶來的懲罰。當坐騎受損時，外送員所承受的痛苦比起他的有機身體受傷時還大。這個痛苦源於無法達成訂購與遞送所交付的效率目標。馬克思對工廠所做的一切描述，不僅仍發生在富士康與其他公司，也普遍存在於所有的產業。換句話說，無論身處哪個領域，工人都自動地受到數據的監控和懲罰。這種做法，以舉世通用的可計算性為基礎，從物件到生命，從個人到國家，在各個層面上確保了一種更有效的治理。同時，它也示現了海德格所謂的Gestell，也就是「座架」：現代技術的精髓——據此，每個存有都被視為得以計算的持存物（standing reserve）或資源。

座架的概念體現為動力政治（kinetic politics），德國哲學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將其描述為現代性的關鍵特徵，並與「全面動員」連結在一起（total mobilization），這是恩斯特．榮格（Ernst Jünger）用來描述戰時動力學的惡名昭彰詞彙。 全面動員體現在物質、資訊與金融商品的「可用性」與「可取得性」。以餐點外送為例，名義上來看，全面動員有辦法讓我們的餐桌出現各種「道地」的食物，且保證是熱騰騰的美味。商品的全面動員，既是人類勞動的流通，也是其成雙的分身，亦即，對「自然」的否定；同時，在加速的必然性之推進下，此一動員也建立了一套全球的知識與美學體系。將世界理解為一顆球，是自古以來未曾停歇的形而上課題。藉由現代技術結束這道課題，並不意味著我們就能無縫接軌至「後形而上」的世界，完全不用再理會形而上學。恰恰相反地，這股形而上的力量仍然牢牢掌握著人類的命運。

一個持續存在的問題是：這股形而上的力量將會被推向何方？或者，它渴望去哪裏？

我曾在別的地方主張，作為單邊殖民過程而被大肆鼓吹的全球化，現正面臨黑格爾的主奴辯證關係（lord-bondsman dialectic）。過度依賴特定國家作為工廠與市場，終將導致主奴關係瓦解。透過勞動與技術，「奴」（bondsman）實現其被承認的欲望（Begierde）（此處指的是民族主義），從而推翻了主奴關係。在此矛盾時刻驚醒的「主」（lord），發現必須重新建立自己的邊界、降低依賴，才能不受「奴」的威脅，且使其再次做為下屬。由於西方必須透過在地化與孤立對其支配地位的各種威脅，重新定位自己，並重新規劃戰略，，這個時刻很容易被解讀為全球化的終結。全球化或許已經走到盡頭，但那不是因為反全球化運動的強大（它已經悄然逝去了），而是就一個歷史階段而言，它所暴露的缺陷多於其所承諾的好處。這個矛盾且衝突的時刻尚未被消解，或者更進一步，得到黑格爾所謂的和解（reconciled）。黑格爾提出的這個德語「和解」（Versöhnung） 一字，充分表達出此一過程：在這道主奴形成的方程式裡，有人必須承認對方為父親，並且承認自己是兒子。

無論誰在這場戲裡扮演兒子，動力政治的本質可能不會改變。只要原本的全球化形式持續下去，奴方國家仍將持續訴諸全球化，並指控主方國家的扞格。當（先前的）主方國家斷開與奴方的連結時，自己也會感到痛苦：他們失去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一直享受的利益。一種不快的意識於焉浮現，無從消解。儘管我們可以退而遠觀這樣的辯證關係，但仍須對其本質與未來提出質疑。我們無需將矛頭指向黑格爾，相反的，我們應該繼續佩服他把理性推向「絕對」（the Absolute）的做法，但我們不能不分析一下他的追隨者所犯的錯誤。首先，世界精神（world spirit）的辯證運動只是一種歷史的重建，就像羅馬智慧女神密涅瓦的貓頭鷹（owl of Minerva）一樣只在黃昏展翅，總是為時已晚。一旦這個辯證運動被投射到未來，很容易落入狂熱或迷戀（Schwärmerei）之手，如同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歷史之終結與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裡所做的那樣。其次，主奴辯證運動並未改變權力的本質，只會改變權力的配置（否則繼承封建社會的資產階級社會就不必被廢除了）。從經典的黑格爾—馬克思辯證法中，我們可以看出，無產階級的勝利僅止於自身對權力的支配。這種辯證法的前提是打倒「主」，卻沒意識到同樣的權力再度化身為一個新的怪物。這是馬克思主義信徒們的共同盲點。打倒「主」的欲望只會導致市場的「勝利」，否則主方國家會被指控為反市場與反全球化。這種權力移轉只是昭告了市場的開放，從而導致更高度的行星化與無產階級化。我們正面臨到一個僵局，需要在概念與實踐上進行根本的改造。

三、多樣化的迫切性

作為僵局的開始與結束，全球化思惟並非行星思惟，而是一種辯證式思惟，立基於全球與在地的二分法上，因此往往會釀成雙生怪物：一邊是帝國主義，另一邊則是法西斯主義和民族主義；前者將其認識論與倫理學普遍化，後者誇大了外部威脅和傳統價值觀。新冠肺炎的流行加速了近來的地緣政治變遷。疫情在昭告全球化的終結之際，並未帶來真正的前景，有的只是一股標誌災難紀元開啟的氛圍。另一方面，恢復「舊體制」（ancien régime）的訴求在精英份子之間鼓譟，但最終不過是一場讓政治倒退的奮力掙扎。

行星思惟在根本上是多樣性的必要條件。作為全球化的門面，多樣性的概念奠基於技術科學與文化的各行其是，藉此將文化縮減成「無技術」的儀式、社交、習俗、飲食等各種形式的象徵交換。多元文化主義則奠基於技術與自然各行其道的現代假設上。這裡的技術是指工業革命之後問世的現代技術，而自然僅只被視為外在環境或非人造實體的集合。如此一來，我們旋即進入一道自然辯證法，通過這道辯證法，自然必須「像鳳凰一樣消耗己身，才能擺脫外部性，重生化為精神」這是一個與現代科學和技術兼容並存的邏輯本質。全球化所承諾的多樣性存在於多元文化主義的本質中，絕非真正的多樣性，因為它建立在自然與技術相互脫鉤的概念上。因此巴西人類學家艾督瓦多‧維威洛斯‧德卡斯特羅（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透過他對美洲印地安視角主義（Amerindian perspectivism）的研究，提出了多元自然主義（multinaturalism）來對照多元文化主義。根據維威洛斯‧德卡斯特羅的看法，前者肯定了多重的自然，後者則建立在現代視自然為同質的概念上。如果我們不重新探討自然與技術的問題，只會陷入一個正面反饋形成的迴圈中，就像酗酒的人一樣，一口接一口地停不下來。

我們現代人都是酗酒者，而加速或許真的是一條出路，憑著一種堪稱悲壯的姿態，擁抱了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塔里（Félix Guatarri）曾用來反駁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的論調：「或許，流（flows）的解疆域化（deterritorialized）程度還不夠……我們必須加速這個過程。」 行星思惟不是只有加速，重要的是多樣化。它起因於行星化，同時召喚一切的努力以超越和改變後者。構成我們所謂行星思惟的三個多樣性概念分別是：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心智多樣性（noodiversity）與技術多樣性（technodiversity）。

生物多樣性基本上攸關地域，是由具體的風土所定義，並由人類與非人類的特殊關係所維繫，這些關係透過技術的發明，以儀式、習俗與工具來記錄和調解，是一個民族的構成元素。現代化及其生產主義形而上學雖然承認這些差異，卻視其為偶然之物。這並不意味著，西方的前現代或非西方的非現代就比西方的現代更好，而是我們不該太快放棄其中任何一個的價值。人類是更大系統的一部分，因此，採取一個反人類的姿態無法讓我們走得太遠，營造一個新版的人類與非人類關係，在今日顯得更為迫切和重要，正如許多學者已經說過的那樣——其中值得一提的有：「本體論轉向」（ontological turn）的人類學家，像是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及以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為代表的「多物種」（multi-species）學派；雙方依照各自對文化主義或自然主義的「偏好」，形成兩個不同的陣營。

大約一百年前，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提出了「心智圈」（noosphere）的概念。簡而言之，這個想法就是，自從開始人化（hominization）以來一直包覆著地球的技術，終將匯聚成一個初生的「超級大腦」。技術的進化在此意味著西化。德日進認為，東方是「反時間和反進化」的，西方模式則是「​​融合了愛、進步、綜合、接受時間與進化為真，並將世界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從宗教的角度來看，德日進的心智圈意味著基督創生論（christogenesis），是把同一種愛放諸四海；從技術的角度來看，是用一套特定的世界觀與認識論走遍天下。「超級大腦」，或所謂的「腦中之王」（brain of all brains），是在地球上實現神之國度（Kingdom of God）的見證，也是進化與進步的西方思惟的勝利。心智圈的頂點顯然無法是一種多元化，而被誤認為是基督教的普世之愛或「太一」（the One）的匯聚。心智圈必須是碎片式（fragmented）的，也必須是多樣化的；若要實現碎片化或多樣化，唯有讓思惟的多樣性以及技術多樣性的思考更上層樓。通過技術多樣性的發展，我們可以重新配置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的關係以及政治經濟。

生物多樣性與心智多樣性，兩者都需要依賴技術多樣性。若是沒有技術多樣性，我們只能運用同質的方式面對非人行動能力與世界本身，彷彿同質就是普世的標準。如果將技術視為中性而且普世，我們可能會重蹈覆轍，如同上個世紀阿諾德．湯恩比（Arnold Toynbee）所提的十九世紀亞洲國家天真地引進西方技術。根據他的說法，十六世紀的遠東因為歐洲打算同時輸出宗教與技術，所以拒絕了對方；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歐洲國家只輸出科技，遠東國家認為技術是一種中性的力量，可以藉由自己的思想掌控。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便引用了湯恩比的同一段話來描述工業革命與技術進步如何導致海上「此在」的霸權：「東方必須讓我們開發。」

四、認識論外交

施米特的《大地之神》（The Nomos of the Earth）一書以技術史的反思做首尾呼應；歷經數百年來陸地與海上的權力競爭，及至二十世紀，我們看到了空軍的崛起，範圍從戰鬥機到遠程飛彈。二十一世紀的權力並不體現在國會議院裡，而在基礎設施上。一些目光敏銳的觀察家注意到，2003年與2013年發行的歐洲紙幣不再印有政治或歷史人物肖像，取而代之的是基礎設施的圖樣。從企業到國防乃至國家行政管理，技術競逐更是前所未有地成為一個跨越各個層面的戰場。基礎設施不僅只是一個唯物主義的概念；除了其經濟、運作與政治目的，它還嵌入了盤根錯節、隱而未現的價值論、認識論和本體論假設。此即作為行星思惟核心概念的「多樣性」尚未被琢磨的原因。若要進一步描述行星思惟的面貌（一個在此無法圓滿完成的任務）我們可以從它不是什麼開始。如此一來，便能為行星思惟勾勒出一個輪廓。

行星思惟的重點並非在於保存多樣性，那只是藉以抵禦外來的破壞，而是創造多樣性。這樣的多樣化，根植於對在地性的承認——不僅僅是為了保存傳統（儘管傳統仍然至關重要），也為了服務在地性而創新。我們做為「腳踏實地」（terrestrial）的生命體，雖然總是已經著陸，卻不代表知道自己身在何處；行星化讓我們暈頭轉向。就像用月球的視角看地球一樣，不再注意自己腳下的土地。 哥白尼以降，無垠的太空便成為一個巨大的缺隙，其所內蘊的不安與虛無傾向，被笛卡爾的主觀性抵消，代價是將所有的懷疑和恐懼奉還給人類自己。今天「人類世」受到大肆鼓吹，笛卡爾式省思因而後繼有人，人類在很長一段時期「從中心位置淪落成未知數X 」之後再次回歸了。太空的無垠如今意味著資源開發的無窮可能。人類早已開始逃離地球，奔向我們實際上一無所知的暗黑物質。多樣化是行星思惟到來的必要條件，其前提是：我們必須返回地球。

行星思惟不是民族主義思惟。反之，它必須超越那些已被民族國家及其外交概念所設定的限制。一個民族或國族存在的定局是什麼？僅僅只是正名嗎？自從民族國家成為地緣政治的基本單位後，這就是上個世紀的外交概念。外交一直以來奠基於重大的國家利益與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因此拒絕承認生態危機的存在與疫病蔓延全球的事實。矛盾的是，外交出於同樣的需求，也可能突然承認當前的危機。經濟成長和軍事擴張會餵養民族主義情緒，視其為抵禦外來威脅的唯一手段。我們必須找出一種新型態的外交，一種根植於技術多樣性的認識論外交。這種新型態外交比較可能由知識生產者與知識份子發起，而非那些逐漸淪為社交媒體消費者與受害者的外交官們。

行星思惟不是禪修悟道或基督教的天啟，而是承認我們一直都會處於災難之中。根據施米特的說法，神已將祂的能力傳給人類，人類又將其傳給機器。我們必須參照技術的歷史和未來，琢磨出新的地球運行法則（nomos）——其中施米特從未清楚表述的，正是技術的未來。所以，如何開發出不同於以往的設計實踐與知識體系，有待我們持續探討，議題範圍從農業到工業生產，目的不在服務產業，而是要能轉變產業。同樣的，這也敦促我們去質疑當今高等學府及其知識生產所扮演的角色：它們的作用不該只是顛覆與加速技術發展的人​​才工廠。此一知識與實踐的結構調整，是我們重新思考二十一世紀高等學府的主要挑戰。

生物多樣性、心智多樣性與技術多樣性三者並非涇渭分明的領域，而是彼此緊密交織，相互依存。現代人在對技術缺乏意識的情況下，征服了陸地、海洋與天空。他們鮮少質疑自己發明與使用的工具，直到黑格爾的傳人正式發表了第一篇有關技術哲學的論述，情況才有所改變。由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和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正式開啟的技術哲學，儼然開始在學術領域裡形成氣候。不過，如此的「技術意識」（technological consciousness）是否足以在現代性之後將我們帶往一個不同的方向？ 還是只會更加鞏固現代性的路線——就像技術在開發中國家被視為主要生產力那樣？行星化可能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而我們或許不會被其無法逆轉的苦難所驚醒，因為這些苦難總是一再被人類納入徒然的欲望，以坐實他們悲劇英雄的角色。相反地，我們必須採取其他途徑以適應後形而上世界的新生活型態。這就是行星思惟不變的任務。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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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張至維

許煜，來自香港的哲學家，倫敦大學金匠學院哲學博士，並在德國呂訥堡大學取得哲學教授資格（Habilitation），目前任教香港城市大學，最新著作為 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2019），中譯本《遞歸與偶然》於202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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