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塑一種行星思惟: различия между версиями

無論誰在這場戲裡扮演兒子，動力政治的本質可能不會改變。只要原本的全球化形式持續下去，奴方國家仍將持續訴諸全球化，並指控主方國家的扞格。當（先前的）主方國家斷開與奴方的連結時，自己也會感到痛苦：他們失去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一直享受的利益。一種不快的意識於焉浮現，無從消解。儘管我們可以退而遠觀這樣的辯證關係，但仍須對其本質與未來提出質疑。我們無需將矛頭指向黑格爾，相反的，我們應該繼續佩服他把理性推向「絕對」（the Absolute）的做法，但我們不能不分析一下他的追隨者所犯的錯誤。首先，世界精神（world spirit）的辯證運動只是一種歷史的重建，就像羅馬智慧女神密涅瓦的貓頭鷹（owl of Minerva）一樣只在黃昏展翅，總是為時已晚。一旦這個辯證運動被投射到未來，很容易落入狂熱或迷戀（Schwärmerei）之手，如同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歷史之終結與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裡所做的那樣。其次，主奴辯證運動並未改變權力的本質，只會改變權力的配置（否則繼承封建社會的資產階級社會就不必被廢除了）。從經典的黑格爾—馬克思辯證法中，我們可以看出，無產階級的勝利僅止於自身對權力的支配。這種辯證法的前提是打倒「主」，卻沒意識到同樣的權力再度化身為一個新的怪物。這是馬克思主義信徒們的共同盲點。打倒「主」的欲望只會導致市場的「勝利」，否則主方國家會被指控為反市場與反全球化。這種權力移轉只是昭告了市場的開放，從而導致更高度的行星化與無產階級化。我們正面臨到一個僵局，需要在概念與實踐上進行根本的改造。

作為僵局的開始與結束，全球化思惟並非行星思惟，而是一種辯證式思惟，立基於全球與在地的二分法上，因此往往會釀成雙生怪物：一邊是帝國主義，另一邊則是法西斯主義和民族主義；前者將其認識論與倫理學普遍化，後者誇大了外部威脅和傳統價值觀。新冠肺炎的流行加速了近來的地緣政治變遷。疫情在昭告全球化的終結之際，並未帶來真正的前景，有的只是一股標誌災難紀元開啟的氛圍。另一方面，恢復「舊體制」（ancien régime）的訴求在精英份子之間鼓譟，但最終不過是一場讓政治倒退的奮力掙扎。

生物多樣性與心智多樣性，兩者都需要依賴技術多樣性。若是沒有技術多樣性，我們只能運用同質的方式面對非人行動能力與世界本身，彷彿同質就是普世的標準。如果將技術視為中性而且普世，我們可能會重蹈覆轍，如同上個世紀阿諾德．湯恩比（Arnold Toynbee）所提的十九世紀亞洲國家天真地引進西方技術。根據他的說法，十六世紀的遠東因為歐洲打算同時輸出宗教與技術，所以拒絕了對方；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歐洲國家只輸出科技，遠東國家認為技術是一種中性的力量，可以藉由自己的思想掌控。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便引用了湯恩比的同一段話來描述工業革命與技術進步如何導致海上「此在」的霸權：「東方必須讓我們開發。」

施米特的《大地之神》（The Nomos of the Earth）一書以技術史的反思做首尾呼應；歷經數百年來陸地與海上的權力競爭，及至二十世紀，我們看到了空軍的崛起，範圍從戰鬥機到遠程飛彈。二十一世紀的權力並不體現在國會議院裡，而在基礎設施上。一些目光敏銳的觀察家注意到，2003年與2013年發行的歐洲紙幣不再印有政治或歷史人物肖像，取而代之的是基礎設施的圖樣。從企業到國防乃至國家行政管理，技術競逐更是前所未有地成為一個跨越各個層面的戰場。基礎設施不僅只是一個唯物主義的概念；除了其經濟、運作與政治目的，它還嵌入了盤根錯節、隱而未現的價值論、認識論和本體論假設。此即作為行星思惟核心概念的「多樣性」尚未被琢磨的原因。若要進一步描述行星思惟的面貌（一個在此無法圓滿完成的任務）我們可以從它不是什麼開始。如此一來，便能為行星思惟勾勒出一個輪廓。